秀水街博弈华尔街

　　不排除人民币成为美元核心体系的一员，在新核心货币体系下，创造新的均衡，进而推动中、美各自的均衡，再是双方相互的均衡，最后是世界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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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秀水街上的外国顾客。资料图片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罗素曾就理发师的话提出一个悖论：某村只有一人会理发。于是，理发师规定：给且只给村中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其中的悖论是：如果理发师给自己理发，则违背自己的约定；如果理发师不给自己理发，但按规定，又应该给自己理发。这样，理发师陷入两难。

其实，这个悖论很好解释，即当给自己理发时，理发师可说是属于村中不给自己理发的一类；当不需要给自己理发时，又可说因为自己是理发师。这样，理发师只要具有规则制定权、解释权，那么正反都有理，悖论就不成其为悖论。

美联储制造“高能货币”

美国对美元正是如此。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曾提出美元悖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因此而取得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但各国为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个矛盾形成悖论。”

问题在于，悖论对于常人是悖论，但对超人未必。鉴于美国对美元享受任何相对铸币的自由与便利，如果真的要任性下去，美元完全可以改变这种悖论。据说，美联储把国内流通的美元和国外流通的美元进行了区分，在美国之外的美元实际上是不用付息的资金，它被美国专家称为“高能货币”。美联储制造这样的本票，可以入账，也可以不入账，而且类似的支付方式美国还有很多，还很隐蔽。

由于这些货币被长期积累，就会使得美国的本票和现钞难以兑付黄金和实物，形成通货膨胀。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其实就是属于这类，没有黄金、资产抵押。美联储直接制造了“高能货币”。

但长期来说，在大面积、大范围内，国内美元与国际美元会逐渐合流，国际国内美元会拉扯出一个平均成本。就这次美元的量化宽松来说，首先是美国国内的通货可能会膨胀，其次才是美国之外的美元会紧随贬值。

问题在于，美联储量化宽松那么多货币后，美国国内还是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停滞，产生与滞胀相反的滞缩。这倒是没有预料到的，但这只能说明华尔街信用泡沫的巨大、美国经济的疲软已超出一般预期。

由于存在着一个分摊平均成本的概念，即使不记账、即使完全是零成本制造的高能货币，也都存在着均摊成本。这导致美国之内外美元，在投放一段时候后，会趋向于平均成本和价格。

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只有美元才拥有这个条件，原因在于美元依靠实力已经登上大位，而且长期围绕美元形成了一定的信誉资本。正是这个信誉让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给美元创造了一定的信用额度、一定的宽松环境。

由于理发师在那个村子里是唯一的、稀缺的、居于垄断地位的，因而在规则的制定、执行、谈判、议价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所谓的悖论就具有一定的超人的破解办法和能力。以此类推，美元享受世界货币铸币权。

美国掌控新三要素反而焦虑

很显然，即使处于美元悖论时期，美国依然掌握美元的主导权。根据新经济的说法，美国控制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这种资本控制力，在最关键的时候，会导致资金回流护主。这次危机后，不少资金回流美国，使美元不跌反涨。

另一方面，美元悖论还使美国相对控制了世界资本的流动权力。事实上，世界贸易大部分权力也是被美国控制着；世界主要的知识产权目前还是被美国资本占有着；不管德国、日本如何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但美国还是享受高科技红利最多的国家。

同样，按照新经济的说法，就是美国还是继续掌握着信息、信用、知识新三要素的主动权，尽管旧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被美国跨国资本、跨国企业转移了部分，相对不再占绝对优势，但前三者显然掌控后三者的命脉。

美国掌控新三要素优势产生的新的悖论是，由于美国国内财富效应大增，使得资本获利超过生产获利，反使美国的出口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制造业的转移，就业随之成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国家整体技术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竞争力也随之下降。这样，政府对社会保障、公共建设、福利的支出就过多，反使美国出现美元悖论导致的焦虑。

为此，美国在本轮危机后提出了恢复制造业、降低政府赤字、恢复出口，但是这个措施实施下去，必然会降低美国财富的溢价能力，使马克思所说的寄息资本保值增值能力下降，那么这对美国显然是挖富人补穷人，未必能够行得通，扭转悖论的心愿可以理解，但悖论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

美国三招“围剿”人民币

面对美元暂时的逆境，即反向悖论，世界舆论似乎一边倒，显然这并不科学，没有看到悖论的周期性、深层次矛盾。

毋庸置疑，美国只要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就会不断拿人民币升值说事儿。危机时，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产能过剩、进口增幅超过出口过大。这让美国大赚了一把。

然而，在度过危机后，华尔街卷土重来，把危机归结为人民币的失衡，这是华尔街心底的声音。显然华尔街是现实的，但却是单边的。不单华尔街如此，2010年美国经济稍有复苏，美国政府也开始加入对人民币的“围剿”阵营。

危机前，按照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美国通过沃尔玛模式在中国大吃大喝了一通。沃尔玛模式就是，公然把中国商品杀价到全世界最便宜的程度，几乎让中国企业没有利润可挣。沃尔玛的口号是，为美国人购买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国制造”所需的能源、矿石、原材料、原器件、成套设备等资本设备都是最高价格买进的，进的是高价，出的却是低价。这是美国对付中国的第一招。

第二招是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所谓定量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度贬值，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贬值，而在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中国财政、货币投入量巨大，拉动的大部分需求，不是过剩，就是对外需求，美国又是最大受益者。

第三招是在美国经济刚有复苏迹象时，他们先瞄准低碳经济，再瞄准恢复自己的制造业，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都企图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矛头显然对准人民币，以便强迫其汇率升值，让其美元资产进一步贬值。

四大措施化解美国压力

目前的中美相互指责，相互制造贸易障碍，相互推诿，其实是加剧悖论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进一步优选合作与分工，即使在新经济上，也不能采取单边主义，只有合作一途。既然如此，中美进一步选择合作与分工，是在悖论不可逆的情况下的理性选项，合作中的问题只有深化合作才能解决，而不是停滞、倒退，只要深化合作其实就是最优的双赢，就是1 1＞2。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明智。

如果人民币再像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元那样倒下，对美元未必就是最大利益。单一货币带来的悖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人民币倒下后，还会有新的货币站起来，这是悖论必然要制造的对立面。

尽管刚走上国际舞台的人民币未免幼稚些，华尔街美元老谋深算些，但机关算尽，忽视悖论的客观规律，到头来如果人民币垮了，美元陷入悖论的危机会更深。中国应该让美国政府为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贬值保险，比如要求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这符合WTO原则，以牙还牙。

第一，高压促使美元币值稳定。如果美国继续提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那么中方可反提美国操纵中国美元资产。2009年，美国已经定量宽松一次了，现在又准备定量宽松，而且财政赤字不减反增。这都迫使中国的美元资产减值。

如果美国愿意为这些资产提供贬值担保，而且是按照美元贬值或通货膨胀率计算的话，那么就是恰当而真诚的，否则，应该算作是赖账，中国自可讨伐之。此外，政府部门在没有人大授权时，不可以单方面放弃博弈。在对抗中，如果美国蛮横不就范，那么人民币可以对应地不升值，反而贬值。

第二，用市场主义对付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在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后，让人民币进一步市场化，市场的问题还是让市场来回答，人民币的升贬问题还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交易的市场来校正。这正是美国一直要求的市场主义。但是，中国要设定前提，锁定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确保在同一基线上竞争。

第三，言明美国对中国出口缺乏竞争力。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限制，对资源投资限制，除了这两项，美国缺少中国真正需要的东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缺乏竞争力。

第四，要人民币升值必须与中国合作。要双方真诚合作，美国必须在政治上放弃冷战思维，在经济上对于能源和原材料要采取欧佩克模式或欧洲煤钢联营模式，前者让最大的消费市场占有不少于20%的定价权。否则上下、左右、中间产品的定价还会被继续扭曲，美元和人民币的问题顶多是这个扭曲的折射。只有统一的一体化市场，才可能消除单方供需垄断的扭曲，从而从市场角度校正货币的扭曲。

此外，中国还要设法要求美国消除美国“三农”优势长期形成的安全威胁。对于沃尔玛模式 高科技限制出口模式 三农安全隐患，它在美方抬高了资产价格，在中方压低了要素价格，对于美方制造了就业压力，对于中方加剧了二元社会的分离。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关系才会恢复正常的互动，才会双赢，才是共同面对美元悖论的上策。

只要这样合作，那美国国内财富就会逐步与中国国内财富挂起钩来，不是像现在一个太高，一个太低，二者会校正部分扭曲，走向相对地均衡，如果以秀水街和华尔街为代表，就是尽可能消除二者过大的差价、背离。

双方必须真诚合作的前提逻辑在于，一是中国处在美元悖论正上升期，这是被美元主动制造出来的上升期；二是目前走下坡路的美元赤字陷入一定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三还要看到中国这个盈余趋势绝不是短期的，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排除下一个美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四是目前的悖论不是谁一厢情愿就可以解决的。



必须的战略妥协

正确的解决之道，是中美双方的合作与分工。比如，继续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但争取人民币成为美元核心体系中的一员；又比如，在继续适当保持外汇储备盈余势头的情况下，维护对美贸易不要太大的赤字，适当保持均衡；在维持既有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前提下，在适当的分散与集中，尽量兼顾中美双方的感受与利益。这些妥协其实都是政治的，但必须换来某些政治上的合作，以便为经济合作设定一定的政治保险。

在中国经济成长的道路上，如果将来不排除世界第一，那么现在应该尽可能地选择与目前的第一合作，其实就是最优选择。同时这也是面对目前美元悖论双方所能采取的最优选项。

如果这个战略是确定的，那么如何面对中美经济、贸易、盈余、美元以及市场分工与协作问题，就不难找出哪怕是最小公约数，也能撬动最大公倍数。至少可以在这两个边界之间，寻找到双方最大的信用空间。中美面对悖论以进一步学会科学分工与合作应对，这种联手对于迎接未来更多的经济危机挑战都是具有意义的。

目前，全世界正面临美元悖论的大环境。在中国国内面临着资源消耗、二元结构的小悖论；在美国面对着资产价格过高，发展衰落的困境，也是一个小悖论。面对这些大小悖论，把中美合作引向中国的三农、引向中国的中西部、引向中国的高科技，那么对于中国是找到了发展，对于美国是找到了市场，对于中国是GDP的胜利，对于美国是GNP的胜利。这正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合作。

总之，中美进一步深化合作，既是为中国解套，也是帮助美国解决双赤字问题，解决失业问题，降低资产继续泡沫化问题，也是为自己解悖论的套。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人民币成为美元核心体系的一员，在新核心货币体系下，创造新的均衡，进而推动中、美各自的均衡，再是双方相互的均衡，最后是世界的均衡。（文/郭生祥 作者为澳大利亚IPIE银行研究所名誉主任)